段维：论叙事诗的事、情、理

一、叙事诗概念辨析

叙事诗的概念众说纷纭，按照《汉语大词典》的定义，指的是：“诗歌的一种。以叙述历史或当代的事件为内容的诗。有比较完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个人觉得，我们不妨引进新闻学的某些表述，以便更好地把握叙事诗的特征。

1.叙事诗的五要素

【资料图】

新闻构成的基本成份，又称新闻五要素，通常指五个W，即when（何时）、where（何地）、who（何人）、what（何事）和why（何故）。如白居易的《琵琶行》起首四句为：“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很自然地点名了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吴伟业的《圆圆曲》开篇四句为：“鼎湖当日弃人间，破敌收京下玉关。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五个W俱全。哪怕是像金昌绪的《春怨》“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只有短短四句一共20个字，也有时间（夜半或凌晨）、地点（做梦的床上）、人物（自称“妾”）、事件（思念丈夫）、原因（戍守辽西）。

2.叙事诗的构成内核

前面谈到了叙事与新闻的关联性，如果将“叙事”冠以诗的名号，那叙事诗无疑就具有文学性。所以《汉语大词典》定义中要求叙事诗“有比较完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完整的故事情节就不是五个W所能涵盖的了。故事情节中最重要的是“细节描写”，这一点与小说相同。而人物形象也不是新闻中只要有“人”就行，它需要使人物形象因丰满而能“立”起来，这也跟小说很合拍。因此，我认为“细节描写”是叙事诗的构成内核。完整的故事情节不可能去除细节，否则就成了故事梗概；人物形象的塑造也离不开细节描写，否则就会沦为脸谱式的人物。例如著名的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就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其中的细节描写更是比比皆是。故事情节以“兰芝自诉”“兰芝被遣”“兰芝拒婚”“兰芝殉情”“合葬化鸟”依次推进，故事层次清楚，曲折婉转，细腻动人。其间还塑造了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刻画了兰芝坚强的女性形象，仲卿的善良形象以及焦母的封建家长形象。

二、叙事诗的事、情、理之辩证关系

叙事诗的事、情、理之间不可能彼此毫不相干，它们之间应该存在着相当重要的逻辑和情感关联，说是彼此之间存在着一种辩证关系也不为过。下面试着将这种复杂而深刻的关系用比较形象化的语言简要地表述出来，以就教于方家。

1.事是串珠之线

叙事诗的故事情节就像“一根线”将因事件而引发的情感、议论之珠有机地串联起来，形成一条光彩熠熠的珠链。这根线应当是相对完整的。

例如人们常常讲，杜甫的诗具有“以诗言史”的叙事意识。除了“三吏”“三别”，《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也体现了杜甫对叙事形式的努力思考。其诗想要说明这样一个道理：官吏只要爱百姓，就会得到百姓的拥护，社会风化就会大行，国家就会得到治理。作者如果以自己的身份来道明严武的政绩，点出主题，则肯定不如借田家父老之口道来显得更有说服力。于是作者就构思了这样一个完整的情节，在“邀饮—酒酣—劝酒—挽留—告别”的过程中，重大的政治主题不动声色地流露出来。

韩愈的诗以“以诗纪事”著称，他运用“以文为诗”在叙事方面取得成功的代表作是纪游诗《山石》。以前的纪游诗一般即景而写，只写眼前之景，或者选取游历过程中的一个侧面，或者选取一个重点，因景抒情。韩愈则有意识地运用了散文的叙事笔法，使之有事件的始末，有游历的全过程，写景方面移步换形，既体现着空间的转换，也体现着时间的推移，从而将叙事与写景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此种笔法、章法是韩愈的独创。陈寅恪曾称誉韩愈的诗“既有诗之优美，复具文之流畅”。韩愈就像是一位现代的视频拍摄者，边走边拍，一句诗就是一个画面，前十六句都是写景的，每个画面都有人、有景、有情，层层铺展，从而酝酿出乐而忘归的情绪，最后推出四句“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鞿。嗟哉吾党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归”作结，表现出对山居生活的无限向往，和对“为人鞿”官场生涯的厌倦。

由此可见，杜甫以“饮”为线，韩愈以“游”为线，来串起抒情或议论之珠。

2.情是闪亮之珠

叙事诗如果只有干巴巴的一根“线”，没有以“情”或“理”做珠，难免成为流水账，以致难以卒读。当下一些叙事诗尤其是时政题材的叙事诗，往往是事件的堆砌或罗列，所发的议论也是连篇累牍的口号或标语。这其中最根本的问题就是缺少“情感”的珠玉，仅凭一根“叙事”之线是难以焕发光彩的。

《孔雀东南飞》写的是一场爱情悲剧，如果没有浓烈而沉郁的抒情因素，不可能成为感人的千古名篇。如妇人辞别夫婿前的自述，就具有叶嘉莹所称的“弱德之美”。还如辞别时的夫妇对话，丈夫说：“誓不相隔卿，且暂还家去；吾今且赴府，不久当还归，誓天不相负！”妇人答：“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纫如丝，磐石无转移。”读来教人痛断肝肠。

杜甫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写了自家的切身之痛：“入门闻号啕，幼子饿已卒。”痛恨自己无能：“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难得的是还能够跳出一己之悲痛，发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控诉和呐喊。这样的震撼力和感染力，需要作者具有亲身经历或者投入真情实感才能在笔端自然流露，绝不是隔岸观火、隔靴搔痒式的描述可以达到效果的。

3.理是隔珠之片

这个比喻可能不太好理解。好在列宁经常引用一句德国谚语：“任何比喻都是蹩脚的。”因此也给了我安慰。多数人应该知道，有些项链或手串，除了以线串珠之外，在珠子与珠子之间还配有动物骨头或其他比较硬的宝石或木料做成的薄片，被称为“隔片”。隔片的作用除了装饰之外，还会在“珠圆玉润”之外，增加一些异形、异样的硬朗之美。

叙事诗的“隔片”相当于诗中的“立意”或称“立骨”，也可指称为“立论”或者“说理”所起的功效。我们还是就前文提到的《孔雀东南飞》和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来分析：

《孔雀东南飞》在叙事中夹杂了大量的抒情句子，时时将主人公的情感推向高潮。除此之外，也有少量的议论句，点明一段或全篇的题旨。如“阿母谓府吏：’何乃太区区！’新妇谓府吏：’勿复重纷纭。’”就分别是对某一段落意思的提纲挈领。而诗末“多谢后世人，戒之慎勿忘！”则是对全篇的总结，也是一种警醒：多多敬告后世人，引以为戒切勿忘！东汉时期叙事诗中的议论句还只是起到了某种统领与归结的作用，还没有像后来的叙事诗那样，成为全诗的筋骨所在。

到了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就不一样了。杜诗中不仅设置了分量不轻且很关键的议论句，而且真正起到了立骨的作用。比如：“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顾惟蝼蚁辈，但自求其穴。”“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战栗。”表达了诗人忧国、恤民、忠君、念家、怀才不遇、理想受挫等思想情感，对那些明哲保身、挥霍无度的官僚给予了无情的抨击。这些议论句子是诗人“气节”和“骨骼”的表现。

到此小结一下：“叙事+抒情”的写作程式本源于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特征；盛唐时的杜甫开始把叙事、抒情和议论逐步结合，形成了自己的忧时感世的诗风；到了中唐的白居易，其叙事类作品则变得更加丰满成熟，他的高明之处在于，为了实现“为事”“为时”而作的政治意图，将原始的写作格局增补为“叙事+抒情+议论”，事件是当下的政治疏漏或是民生哀苦，抒情来自于当事者或诗人，而议论则完全来自于诗人。可见，叙事诗的事、情、理在白居易的笔下被有机地串联并融合成某种“范式”了。

三、叙事诗佳作中的事、情、理效用简析

1.事因情而动人

白居易的《琵琶行》和《长恨歌》成为千古叙事诗名篇，并非故事本身有多么奇绝险怪，其动人之处就是诗人在叙事中抒发了某种特别的，却又能引起人们“共情”的情感。

《琵琶行》开篇不久即运用抒情句子来吸引读者的注意力。又以“门前冷落鞍马稀……梦啼妆泪红阑干”这种具体而微的细节和情景描写来打动人心。

《长恨歌》的“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等诗句，尽管有虚构成分，但这种由前面的恩爱欢愉场面转到鼙鼓动地、人头落地的场景，仍然足以动人心魄。

2.理因情而感人

在诗中“说理”多半是不太讨好的。宋代优秀的理趣诗基本上都不是直接说理的。像朱熹的《观书有感》、苏轼的《题西林壁》，两首诗都是寓理于形象（意象）之中，其中的说理句成为千古格言。反过来讲，“一切景语皆是情语”（王国维），“理”只有附着在“情”与“景”之中才会产生感人的力量。

拿《长恨歌》来分析，白居易在诗文中做足了抒情功夫，故其说理句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同时也真切感人。在描写杨贵妃沐浴的香艳场景后，诗人适时地置放一句：“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讽刺了唐明皇因美人而废政的荒淫现象。在叙述了杨贵妃受宠场景后，不忘添上一句：“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鞭挞了当时社会的畸形现状。在诗的结尾，诗人用了这样一个醒世句子：“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犹如警示之钟，从远古到而今，仍然回响，“绵绵无绝期”。

《圆圆曲》是明末清初诗人吴伟业的力作。整首诗情绪饱满，多将曲笔、叙事、抒情、议论交织于一起。其中的议论句十分精彩。开端的“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既是议论，又起到了引起下文的作用；同时还切中吴三桂要害，以此句作为全诗的主旨，指明吴三桂打着复明的旗号，实际上是为了陈圆圆而降清的。诗中“恨杀军书抵死催，苦留后约将人误”之句写吴三桂奉旨出关抵御清兵后，陈圆圆在一场社会巨变之中跌进命运的深渊，起到了促使情节转折的作用。这有点类似于《长恨歌》中“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的转折场景。在最后一幕中，作者基本上都是在“议论”。其中用了“妻子岂应关大计，英雄无奈是多情”的句子。“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红妆照汗青”之后的八句借用吴王夫差的故事，暗寓吴三桂的下场。作者的预言，正好印证了二十多年后吴三桂叛乱，而被清王朝最后消灭的结局。

总之，叙事诗中的“说理”成分之所以感人至深，根本原因还在于诗中做足了“情”的功夫，即“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说穿了，感人之处并不在“理”而实在“情”也。

3.事因理而升华

前文讲过，叙事诗如果仅仅是直叙其事，就会成为流水账，毫无可读性；如果叙事诗停留在抒情层面，其立意可能是平面的、浅表的。只有在抒情性叙事中，适时地运用画龙点睛的方法置以说理或曰议论的句子，才能使全诗平地凸起高峰，最终提升全诗的立意高度。这些说理的句子一般还会成为千古流传的名句。

像《琵琶行》中，诗人先对琵琶女的演技进行了描写，接着发表议论：“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大篇幅叙述了琵琶女的身世后，诗人继续发表感慨：“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这里诗人将琵琶女与自己联系起来，有了“惺惺相惜”之感。接着顺势叙写自己的遭遇。此种感慨不仅是诗人与琵琶女的同病相怜、同声相应，更是对封建社会制度的无情控诉。试想一下，如果是单纯的叙事和抒情，《琵琶行》不可能有如此撼动人心的力量和千载犹新的魅力。